1978年1月末的一天，“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一年多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已经一年多了，一天晚上，突然近邻一位同志找我，说胡乔木打电话到他家，要我去接电话。我自从被错划为右派后，搬过四次家，这时已经从那间墙缝长草的土房子搬到了广播局新盖的一座简易宿舍楼。
我急忙跑到邻居家，电话中传来乔木的熟悉的声音，他问我：“我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急需调些同志，你愿意来吗？”我回答：“愿意。不过我正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等解决了再调可以吗？”他说：“我们不能等，你先调来，说不定调到这里能够较快地解决你的党籍。”他说他去找张香山同志商量调我的问题，要我等着。
过了大约两个星期，乔木又打电话给我，说他找张香山谈了三次，张香山终于答应了。乔木说：“既然谈定了，你明天就来吧。”我犹豫了一会儿说：“能不能跟你先谈一次话？我现在不是党员，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还给你添麻烦。”他说：“不会的，我了解你，这里不少同志也了解你，你明天就来，来了再谈。”我再次表示先谈再去，他再次表示“我这里不能等”，我只好答应了。当时乔木的妹妹方铭正在他的身旁，后来她告诉我：“乔木挂上电话后，转身对她说：‘我已把温济泽同志调到社科院来了。’他可高兴啦！”
第二天一早，我如约在七点半以前赶到乔木家，他要我坐上他的专车，到了社科院。在他的办公室同我谈了两个多钟头。最后说：“院部新成立了科研组织局，局长刘仰峤，副局长有一位，是刘导生，你也担任副局长。”我听到这里，连忙推辞说：“我20年没有做过领导工作了，现在还不是党员，我不要担任领导职务，只求当好普通一兵。”乔木说：“这是党组的决定，于光远、邓力群也了解你，已经在科研组织局宣布了，现在你就去上班吧。”
真是“赶着鸭子上架”，怎么一夜之间，我从“摘帽右派”一变而成了副局长呢？既觉得20年的冤屈终于吐了一口气，又未免有诚惶诚恐之感，但是到上班的地方一看，秘书于淑兰已为我布置好一间办公室，放了大玻璃板的大办公桌后面还有一把皮转椅，同志们都对我表示欢迎。我深深地感到乔木对我的同志情，“同志”这两个字是多么可贵啊！
3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我临时接受一个任务。
几天前，邓力群找我，说社科院得到中央通知，要派一个代表团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我院派10个人，要我担任团长。我说，我还不是党员，请你指定一个党员担任团长吧。他知道我在延安时做过一些科普工作，说由我担任最合适。我推辞不了，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
3月18日下午，大会开幕。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其他领导人走上主席台。郭沫若带病从医院来出席，罗瑞卿被搀扶着来参加，高士其坐着推车被推上主席台。全场许多人见到此情此景，掌声雷鸣，热泪盈眶。多少年科学界没有开过这样盛大的会了。奏《国歌》时，不少人激动得流泪。
大会结束之后，我向社科院党组作汇报，邓力群要我在4月8日召开的全院人员大会上再作汇报。我有20年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大会了，参加这样的盛会既感光荣，又觉伤痛。我在大会期间，大会、小组会都参加了，但是每次开党员会议我都不能出席，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党内呢？这是这次大会引发我的一个更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乔木还没有出院，我只好再等待。
4月中，乔木出院了。我见到他就问：“我的党籍怎样才能解决呢？”他理解我的迫切心情，说：“你写个报告吧！我再写封信，一起交给我院的政治部转给中央组织部。”我抓紧时间写好报告送到政治部。很快，政治部一位处长高凯找我谈话说：“乔木已经把你的报告交给我们了，他自己也写了一封信，要我们一起送到组织部。据我们所知，你是中央机关第一个要求甄别平反的干部。你能再找几个人证明把你划成右派是冤假错案吗？我们想，多几个人证明也许更容易解决。”我说了廖承志、熊复、吴冷西三位的名字，高凯很快请他们写了信，又找我说：“当年把你划为右派的梅益，知情的周扬，都已经调到我院来了，我找梅益，他不愿意写，你自己能不能找一下周扬呢？”我说试试看吧。周扬没写，他说过去的事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告诉高凯，她便将我的报告和乔木、廖承志、熊复、吴冷西写的四封信送到中央组织部。
5月5日，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收到我的报告和所附的四封信后，随即找到中组部的一位局级调研员唐佩荣（后调社科院研究生院当秘书），要他查查毛主席批过的党的文件中，有没有关于搞错了右派分子甄别平反的批件，唐佩荣遍查了1957年以来的中央文件，查到有一件中提到，个别确实搞错了的右派分子可以“纠正”。耀邦说：“‘纠正’就纠正。”并且要唐佩荣打电话告诉广播局党组，温济泽写的报告和乔木等四同志的信，中组部正准备批准，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要求他们当天就答复。广播局党组答复同意，中组部很快就批了下来。
5月26日，院党组要科研局召集会议，由政治部一位同志传达《中共中央组织部（78）干审字63号文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 同意你们5月5日关于温济泽同志问题的报告，根据廖承志、胡乔木、吴冷西、熊复等有关同志证明，并征求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意见，一致认为，1958年定温济泽同志为右派分子的主要依据是不正当的，温在思想、工作上有错误，但不属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因此，按照中发（78）十一号文件精神，对广播局机关党委原《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温济泽党籍的决定》应给予纠正，恢复温济泽同志的党籍和组织生活。 中共中央组织部 1978年5月26日
摘自《第一个平反的“右派”》
温济泽自述
定价：22．80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